期貨配資配資這位從集中營幸存的作家，寫出了與昆德拉不一樣的捷克味

“既然幸存，就要樂觀”。快樂，大概是伊凡·克裏瑪給人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。上個月，他以94歲的高壽逝世，在他漫長的作家生涯中，他所屬的國家在久經戰亂後，又長久處在晦暗之中，他自己和許多普通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一樣，住平庸的陋屋，幹過類似掃大街那樣的簡單工作。但在克裏瑪的文字裏期貨配資配資，樂觀的氣質向來不會缺少。

2025年10月4日，伊凡·克裏瑪在家中離世，享年94歲圖/Encyclopaedia Britannica

他生於1931年，因為是猶太人，二戰期間他全家都進過集中營。據官方統計，從1938年到二戰結束，捷克斯洛伐克共有26萬猶太人死於迫害和屠殺。在捷克，最有名的集中營當數特雷岑，少年克裏瑪就曾被關在那裏。不過，他總是本著一種“我已幸存”的心態回憶那時的事的，為此，語句中不僅少了陰鬱，反而有少年的新奇：

“在一個陰沉的秋日——可能是1943年的一個清晨，因為父親還和我們在一起——他們把所有人趕出城鎮，趕到一片巨大的草地上。”

日期是不確定的，顯示了少年記憶的模糊，在模糊的描述中，部分場景清晰了起來。克裏瑪記得女人的哭嚎：

“這些女人哀叫說：我們這是我們活著的最後一天了，他們會開槍打死我們，要不就向我們中間扔炸彈。仿佛是為了證實她們的恐懼，一架飛機從頭頂掠過，機翼上有一個黑色十字架。”

在特雷岑，納粹沒有遽然發動屠殺，而是做一種“正常化”處理。讓猶太人正常生活，以此對付像紅十字會這樣的國際人道主義機構的幹預。克裏瑪寫了他當時的體會：虛假的“優待”並沒有換來他冷冷的事後嘲弄，相反，他不無好奇地回想起當年他們全家人拿到的紙幣：鈔票的正麵刻著一個留著胡子的男人，懷裏抱著一塊石碑。母親指著石碑說，這是摩西和他手捧的律法法版，法版上刻著十誡，人們應該依據這些誡命行事。對於猶太教，克裏瑪是不熟悉的，他全家也基本被歐洲同化，家庭生活中並沒有多少猶太儀式的印記。但克裏瑪記下的這一插曲暗示，他是在集中營裏，第一次了解了自己真正的“民族屬性”——實際上，這種“被惡意針對後才得知自己（在他人眼裏）是誰”的經驗，絕不僅限於猶太人。

克裏瑪全家都活了下來，完好無損，這很神奇。他把活下來這件事比喻為“在一場可惡的抽彩遊戲中抽到了為數不多的幸運數字之一”。在大屠殺、集中營題材的文學、藝術作品中，不論是馳名全球的電影《辛德勒名單》《蘇菲的抉擇》，還是普利莫·萊維的《這是不是個人》和埃利·威塞爾的《夜》，總少不了一種或陰鬱或憂憤的調性，可是在克裏瑪這裏，幸運的感覺，始終決定了他敘事中的選材和語氣。他把自家的幸運，看作這個世界“奇怪”“瘋狂”的一個證明：世界安排幾十萬人死去了，又安排另一些人，一些和那些死人明明屬於同族同胞的人，活下來，進而還安排像他——伊凡·克裏瑪這樣的人，用時不時樂淘淘的筆調去講述這個世界。

克裏瑪的母親有兩個兄弟是共產黨員，都被德國人所殺。因為家族中出了烈士，1948年後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社會主義製度後，克裏瑪的家庭得到了不錯的待遇。新政權給像克裏瑪這樣，在戰前缺乏係統教育的年輕人灌輸正確的思想，當他一麵想當作家，一麵想找一些“超綱”的作品來讀的時候，他發現困難重重。

克裏瑪認同國家采取的道路，同時也尊敬他身為電機工程專家的父親，但父親因為一個那年頭常見的罪名——破壞經濟計劃罪被逮捕下獄時，克裏瑪穩固的信念遭到重創。父親被判監禁20年，不幸中的萬幸再次降臨他家：1953年斯大林去世，父親也得以脫罪。那時，克裏瑪便開始構思小說。如此年輕的作家，若要一時有成，必須用透他手頭有限的人生閱曆，或者，必須把以“我”為主的表達較為老練地寫出來，讓讀者對“我”產生持久的興趣。克裏瑪寫過一篇短文叫《一個如此不同尋常的童年》，他毫不做作地說，我是個幸運的人，我的快樂性情源於我的確沒有經曆過多少實質性的痛苦：

“那時，有些比我年長的人經曆了一些事……他們相信，這些事隨時會卷土重來。但我不一樣……我覺得，我經曆的事再也不可能重複，因為我幸存了下來。我總是滿懷一種期望：就算我再度遭遇那些事，我也會幸運地免於其一切傷害。”

27歲結婚，並且早早有了兩個孩子，克裏瑪在1960年代初，一麵搜羅自己能找到的書，全力去理解蘇聯和東歐在這十幾年裏發生了什麼，一麵寫一些故事和戲劇。他加入了作協，和其他文學創意人一樣，他要靠“曲筆”，靠隱喻性的寫作，來避開審查，同時盡力做到誠實，縱然不能揭示社會的真實樣子，起碼不能對眼前之事和切身的感受故作無知。他不無驕傲地宣稱暢銷是一本書劣質的證明，因為書中必然充滿了陳舊的短語和老套的情節，以迎合大眾的口味。

60年代的克裏瑪一如那時年輕人的時尚，開始留披頭士發型，厚厚的、野性的兩鬢蓋住了耳朵。那正是捷克新浪潮電影蓬勃的時期，1914年出生的捷克小說家博胡米爾·赫拉巴爾此時分外活躍，他的短篇集《底層的珍珠》以及中篇小說《嚴密監視的列車》都在1966年被改編成電影上映（導演都是門策爾），後者還於1968年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；米蘭·昆德拉的《玩笑》出版後頗為轟動，很快也得到了電影改編，上映於1969年，是“新浪潮”期間最後上映的一部作品。

雖然克裏瑪那時寫的幾部作品都沒得到電影改編的機會，但他也挺幸運地得到出國的許可，去過英國，訪問過以色列的基布茲，還到美國德克薩斯講學。1968年“布拉格之春”前的風雨動蕩之中，昆德拉積極參加抗議活動，為新浪潮電影人辯護，而久在黨內的克裏瑪則援引馬克思的相關論述，來聲揚創作人的創作自由。

克裏瑪比昆德拉小兩歲，“布拉格之春”前後，青春正盛的他（如其在回憶錄《我的瘋狂世紀》中所說）除了參與公共活動外，還搞了兩次外遇，隨後，在得知簽證即將被中止時，他要做出抉擇：許多捷克斯洛伐克人都移民出去了，包括他的一些好友。他該何去何從，是回歸布拉格、回歸家庭，還是留在西方？

他回來了，不管是出於什麼理由。在一張1973年拍攝的照片裏，他和昆德拉二人留同樣的發式，看上去正在為什麼事一起嗤嗤發笑，笑容極具捷克人的特點，有種狡猾而放蕩的味道。昆德拉是1975年最終離開捷克斯洛伐克的，他定居法國後，逐漸為西方讀者所知，1984年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更是被西方讀者看作一扇窺視東歐社會的窗口。昆德拉顯得超脫，世外高人一般，執定“人類一思考，上帝就發笑”的理念，在《生命之輕》《告別圓舞曲》《慢》等作品中，他把捷克斯洛伐克發生的事納入一種整體性的荒謬圖景之中，以某種宏觀的曆史規律吸納局部的不公，弱化個體抗爭強權的道義感召力，幾乎把壓迫看作對被壓迫者的一種“成全”，用來證明世界之荒謬的真相。

西方讀者在接受了昆德拉講述的事實的同時，也把昆德拉對此的態度，還有他的寫作風格一並接受過去，視為“捷克範兒”：黑色幽默，荒謬，加上對性愛的赤裸裸、火辣辣的癡迷。克裏瑪沒有移民。他的作品在1970年代已被禁，境遇的反差或許會使人感到他和昆德拉必然分道揚鑣，日後，克裏瑪的作品逐漸翻譯成英文和其他語言時，二人的區別也能從譯文裏一眼看出：昆德拉高冷，“哲理向”鮮明，寫的故事是給那些希望體會深刻的人看的；而克裏瑪“就事論事”的時候更多，語言直白不拐彎，好以第一人稱寫親眼目睹、親身體會的事情。

但兩人的共同點也是明顯的。用最淺顯的話講，他們對於性愛、情人等主題有同等的癡迷。對此的解讀可以是這樣的：在高度壓抑性的社會氛圍中，情愛的時刻，一方麵是個體品嚐稀有的自由的不二之途，另一方麵也是一種必不可少的發泄，人們用縱欲耗盡自我，緩和對那個巨大陰影的恐懼。

在1970年代，美國作家菲利普·羅思多次到布拉格，與克裏瑪交上了朋友。兩人的對話很多，形成文字後有很高的質量。羅思說，克裏瑪是教他去看“真實生活”的人：70年代初，被作協“下放”出去的作家，做著像清潔工、搬磚工、兜售雪茄煙之類的工作，以此謀生；克裏瑪也不例外，他掃過大街，還在醫院裏擔任過秩序維護人（他說，因為醫院免費醫療，秩序難免混亂）。他引著羅思看到這些，雖說“真實”未必一定意味著淪落、不體麵、苟延殘喘，克裏瑪本人也未必能展示全部“真實”，但一個誠實的作家一定會承認，世界的真實的一麵，人類生活的真實的一麵，一定是偏向於瑣屑、偏向於缺乏光彩的。

克裏瑪似乎在70年代末之後漸漸得到了出版機會。1986年，他拿出了《愛情和垃圾》（英譯本1990年問世），羅思稱這本書是“反向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”，然後他又寫出長篇《我的金飯碗》。單看他出書的頻率，你會誤以為這是一位處在黃金年齡的多產作家，一定忙著到處巡回簽售，發表演講，上電台電視講話；你斷然想不到，時年已經50多歲的克裏瑪，那會兒竟還掃過大街，因為他的作家身份始終不被承認。《愛情與垃圾》就是他上街掃垃圾後寫出來的，當時是“地下出版物”。“垃圾”構成了“愛情”所需的對立麵。

1989年，他好不容易領到了退休金，終於退休了。早年的幸存是不是預支了他人生的運氣額度，才使得他半輩子都無法像個職業作家那樣活著？退休後不久，他的老友、也是文壇同行瓦茨拉夫·哈維爾選上了總統，邀請他也來政府裏當一份差，他拒絕了。之後，克裏瑪的書才陸續進入市場，不斷被翻譯成各個語種，到21世紀，回憶錄《我的瘋狂世紀》把他的知名度推到頂峰。

博胡米爾·赫拉巴爾雖然早有聲名，但他畢生創作的最高成就——中篇小說《過於喧囂的孤獨》，同樣是在1989年才終獲出版。克裏瑪似乎是擇定了捷克斯洛伐克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，後來幾度窘迫也沒有離開。他和赫拉巴爾也頗有些相似之處，他們的小說裏頗多自傳色彩，對於在捷克的真實生活，如勞動的瑣碎、居住條件的簡陋，如知識分子和普通體力勞動者的混淆，以及情愛方麵的坦蕩熱切，都有很多描寫。不過，無論是1968年還是1977年，赫拉巴爾幾乎沒有受到什麼政治上的壓製，克裏瑪就不一樣了，他常年無法出版作品，他坦率直露的表達方式讓他始終受到懷疑。

在《我的瘋狂世紀》中，他這樣解釋1990年他拒絕哈維爾政府的任職邀請的緣由：“我曾短暫地相信，一個人如果不想浪費一生，他就有責任設法拯救世界。這段相信的時間已經過去，如今我想繼續做一件我懂得如何做的事：寫作。”